既定的会见时长已满，但李大大总理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法学教授布林格的谈话意犹未尽。 “见到你很高兴，但礼宾官把我的日程做了严格安排。这大概也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特点吧：我们的时间分割已经精确到分钟了。”李大大笑着说。 总理之所以提到“互联网时代”，是因为布林格校长刚刚询问关于中国“互联网+”战略的问题。事实上，1月6日的这场外事会见，更像是一次气氛融洽的“采访”。布林格希望就自己关心、国际上也广为关注的一些问题听到中国总理的见解，李大大则耐心地一一作出解答。 “我知道您日程非常繁忙，有很多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非常感谢您回答我的问题，也随时欢迎您在任何方便的时候来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并发表演讲。”布林格最后说，“哥伦比亚大学愿意为增进西方对华了解、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作出努力。” 会面刚开始，布林格就向李大大总理表示，哥伦比亚大学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他随即提出第一个问题：“您认为在中国应对全球挑战、解决国际事务过程中，哥伦比亚大学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李大大说，上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曾经培养了一批著名的中国学者，如今，双方又有了更多合作机会，在更多领域开展学术交流、实施人才培养项目。 “中国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要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更多依靠人力资源。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这都需要更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作为支撑。”总理说，“中方愿同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各国高校、学术、研究等机构加强联系与合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布林格的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经济形势。“在打造全球视野、实现转型发展方面，您认为中国需要应对的最核心挑战是什么?” 李大大答道：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一个“人口最多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国情。 他进一步阐释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进步，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担负着相应的国际责任，这使我们面临的挑战与发达国家“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现代化，这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都没有先例。我们找不到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李大大强调，“我们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同维护持久和平。” 布林格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全球引发广泛关注的“互联网+”。这个由李大大总理在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词，刚刚当选中国2015年的“年度词”，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盘点的“中国2015年五大热词”中，同样排名第一。 “我非常想了解您本人对中国‘互联网+’战略的看法。”布林格说，“我知道您说过，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互联网是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在您看来，互联网究竟能如何促进和推动中国发展?” 李大大说，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互联网的日益普及。 “互联网已经进入各国，也进入中国数以亿计的普通家庭，进入到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总理说，“我们提出‘互联网+’战略，就是要让中国的各行各业，充分运用互联网汲取全人类的智慧。中国有一句老话叫‘集众智方能成大事’。如果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便会聚集起亿万人的智慧，进而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巨大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记者 储思琮）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的翘楚，中国近年来扮演了世界经济推进器的重要角色。２０１４年被视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改革的红利不仅能护航中国经济之船平稳较快航行，也将给全球带来正面溢出效应，惠及中国的重要经贸伙伴。 中国是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在全球经济总增长中占三分之一以上的贡献。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用“全球经济稳定器”来描述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提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目前全球能和中国一样保持７％以上较高速增长的“大体量”经济体寥寥无几。 世界经济复苏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缺乏经济有效需求是很多国家经济增长面临的短板。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利于提高各行业民众的收入，中国日渐增大的中产阶级蛋糕为各国商家提供了重要的营收和利润来源。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日前指出，过去十年里，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两倍多，这一增速快于美国其他任何一个贸易伙伴。中国市场也让欧盟受益颇多，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连续十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方年度贸易额已突破５５００亿美元。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但是中国也已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速换挡期，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和深层次矛盾凸显，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明确提出要向改革要动力。中国国家主席席大大近期访欧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 上海自贸区建设、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举措都是此轮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的亮点。 这些举措既赢得了掌声，也为中外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商机和便利。上海自贸区在成立半年内就吸引７７７２家企业入驻，注册资本超过１７００亿元。中国欧盟商会在《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中肯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层面的改进，包括外商投资多个项目不再需要中央政府审批等。 中国淘汰光伏等产业的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等改革举措既可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健康发展夯实基础，也有助于减少与美欧等主要经贸伙伴的贸易摩擦杂音和创造新的产业合作契机。 当前全球经济、贸易、金融一体化趋势明显，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中国企业是深化改革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伴随中国企业的逐渐壮大，中国企业“走出去”既能帮助希腊等深陷发展困局的国家激发出生产潜力，也可以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中美双边投资菠菜台子信誉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若能最终“落子”，将帮助中国改善同主要经贸伙伴之间重贸易、轻投资的不均衡现状。 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的最大红利，这种红利的国内外积极效应将伴随改革深入而逐渐释放。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评价说，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对世界和国内经济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目前正着手进行的改革将在中长期内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深远的利好。随着央行4月份以来加大货币政策放松力度，当前市场流动性已经显著改善。然而，相对于当前的经济周期弱势，实际的融资成本仍然较高。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国企的贷款年利率达6％—7％，部分民企的贷款年利率则达到15％以上。

2014年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区的关键一年。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文化体制改革攻坚克难，利好政策频出，文化活力进一步增强，一张亮丽的改革答卷展现出来。 2014年文化体制改革利好政策频出，进一步解放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企事业单位在政策的有力推动下，各项改革任务顺利推进，成效明显。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中央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关于大力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利好政策之多之密集在10余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历程中是空前的。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为文化改革发展注入新动力。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一直是文化体制改革中的“老大难”，在全国2000多家文艺院团实现转企改制后如何继续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市场竞争力就成为深化改革的关键。一边是企业自身努力开拓市场，一边是政府扶上马送一程，不断以政府采购等方式加大扶持力度，不少院团展现出旺盛活力。安徽省宿州市演艺集团2012年转企改制之前，10年排一部戏，改制以后一年排了10部戏；改制前，演员一个月1000多块钱，现在平均8000到1万元。2014年集团的演出收入有望突破1000万元。 简政放权、减少审批，是2014年政府职能转变的主题之一，各级政府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在文化部的全部13项行政许可项目中，取消3项，下放6项，仅保留4项，取消和下放的项目比例占69.2%。如今举办演出、开办网吧都可以按照先照后证的原则取得资质。为了一个批文反复跑政府、盖公章的情况大幅减少。 资源分散、政出多门、效率不高一直是困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一个老大难问题。2014年3月，文化部牵头、21个部门组成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进入统筹协调发展的新阶段。一年来，协调组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大协调力度，相关标准将很快公布施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也在全国人大的积极推动下加快制定。 “小散弱乱”曾是困扰我国文化产业的突出弊端。2014年，我国文化产业加速与金融、科技等融合，转变单纯靠规模扩张的发展方式，初步走上了一条以质量效益为核心的新兴发展之路。以出版业为例，2013年中国出版图书44.4万种，品种增长幅度首次比上年下降4.7%。其中，重印、重版图书品种增长9.6%，增速提高3.4个百分点；新版图书增长幅度下降10.8%。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说，“图书品种增长速度的首次下降，表明出版业精品意识、质量意识逐步增强，我国图书出版正在推进由追求数量规模向提高质量效益的转变。” 兼并重组是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一条捷径。2014年我国文化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日趋活跃。6月，黑龙江省出版集团投资5.95亿元认购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1.7亿股份；7月，中国出版集团通过产权交易获得北京新华印刷51%控股权……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并购重组，有力促进了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了国有文化资本的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 资本市场是敏感的，2014年12月3日，出版传媒、浙报传媒、皖新传媒、时代出版、中南传媒等28只文化传媒概念股全线飘红，平均涨幅为3.98%。有专家分析说，近年来我国出版传媒行业整合深入、政策扶持等利好因素不断，文化传媒板块已经成为市场资本瞩目的焦点。 “好改的、容易改的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014年年初，时任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的这句话凸显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调：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文化体制改革攻坚克难，利好政策频出，文化活力进一步增强，一张靓丽的改革答卷正呈现…… 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中央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关于大力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利好政策之多而密集在10余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历程中可谓空前。 如果说以往的文化改革政策侧重于拆掉束缚文化发展的体制藩篱，主要是宏观性的，那么2014年出台的系列政策更加注意在“小深细实”上下功夫，更加注意破解制约文化发展的微观障碍。诸如土地、人事、财税、投融资等文化企事业单位在改革中经常遇到的体制性弊端，在政策中皆有详细的破解应对。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为文化改革发展注入新动力。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一直是文化体制改革中的老大难，在全国2000多家文艺院团实现转企改制后如何继续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市场竞争力就成为深化改革的关键。一边是企业自身努力开拓市场，一边是政府扶上马送一程，不断以政府采购等方式加大扶持力度，不少院团展现出旺盛活力。 安徽省宿州市演艺集团下辖梆子剧团、坠子剧团和泗州戏剧团三个地方戏院团，均为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专业演出团体。“2012年转企改制之前，我们10年排一部戏，改制以后我们一年排了10部戏；改制前，演员一个月1000多块钱，现在平均8000到10000元。2014年集团的演出收入初步估算突破1000万元。”宿州市演艺集团副总、梆子剧团团长孟凡科的话里透着自豪：“改制后，我们自己找市场，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能演什么。别看我们是地方戏院团，但能演话剧、儿童剧、综艺、歌舞，一专多能。”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重点要继续放权、减少审批、放宽限制，抓政府该抓的事，把该由社会抓的事放给社会。”蔡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2013年至今，文化部配合国务院积极推动行政许可项目的取消和下放。在全部13项行政许可项目中，取消3项，下放6项，仅保留4项，取消和下放的比例占69.2%。如今举办演出、开办网吧都可以按照先照后证的原则取得资质。为了一个批文反复跑政府、盖公章的情况大幅减少。通过大幅度减少行政许可类项目，文化行政部门改变了近20年来文化市场审批管理的固有模式，进一步简政放权、激发文化市场活力，基本实现了文化市场领域对民间资本全方位、全过程开放，为文化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政策基础，文化行政部门的职能也逐渐转变到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2013年12月30日，酝酿了近3年的国家艺术基金宣告成立。经过一年运作，有4124个项目通过项目审查，参加了评审；最终得到资助的文艺项目达394项。一些以往很少得到政府扶持的艺术院团特别是民营文艺团体和自由职业者也获得资金扶持。国家艺术基金的成立改变了文化行政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资金只能在文化系统内部“体内循环”的弊端，突破了条块分割的传统文化体制，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 资源分散、政出多门、效率不高一直是困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老大难问题。2014年3月，文化部牵头、21个部门组成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进入统筹协调发展的新阶段。一年来，协调组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大协调力度，相关标准将很快公布施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也在全国人大的积极推动下在加快制定。 在政府不断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同时，文化企事业单位也在积极探索新的管理运营模式。上海交响乐团实行全新的理事会制度，激发了这家历史悠久乐团的发展活力。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对乐团的发展方向、艺术定位、资金保障、人员配备、管理机制等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在理事会下面成立艺术委员会，负责制定乐团艺术发展计划，遴选首席等重要专业艺术人才。团长陈光宪说：“实行理事会制度的最大好处是解决了乐团的资金难题，确保了乐团按照艺术规律运行，保证了艺术水准。” 通常人们把增长视为事业发展的佐证，而一项统计数据的下降却令出版界人士感到欣喜。据统计，2013年中国出版图书44.4万种，品种增长幅度首次比上年下降4.7%。其中，重印、重版图书品种增长9.6%，增速提高3.4个百分点；新版图书增长幅度下降10.8%。 对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认为，我国年出版图书品种已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需要出版业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不能仅仅依靠增加新书品种，更要依靠能够不断再版的精品力作。“图书品种增长速度的首次下降，表明出版业精品意识、质量意识逐步增强，我国图书出版正在推进由追求数量规模向提高质量效益的转变。”吴尚之说。 在市场中拼杀的出版集团的实力不断增强。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和资产总额均超过100亿元的“双百亿”出版集团由4家增至6家。2014年6月，据美国《出版商周刊》等媒体共同发布的“2014全球出版业5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出版集团和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的排名较去年分别上升8位和9位，分列第十四位和第二十一位。 兼并重组是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一条捷径。2014年我国文化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日趋活跃。6月，黑龙江省出版集团投资5.95亿元认购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1.7亿股份；7月，中国出版集团通过产权交易获得北京新华印刷51%控股权……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并购重组，有力地促进了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了国有文化资本的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 金融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今年3月，文化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共有106个项目入选2014年度“文化金融扶持计划”，获得6.73亿元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较上年增长46%。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14年6月末，文化产业本外币贷款余额1840亿元，同比增长35.9%。文化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强起来的中国文化企业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国际市场。2014年5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8500万美元收购美国童书生产商美国出版国际有限公司。此次并购是中国出版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跨国并购。此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了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董事长何林夏说，中国出版业“走出去”从早期的实物出口到版权出口再到今天的并购外企，短短10年间走出了一条国际化道路。他说：“当前，正是中国文化企业开展海外并购的良机。” 资本市场是敏感的，12月3日，出版传媒、浙报传媒、皖新传媒、时代出版、中南传媒等28只文化传媒概念股全线飘红，平均涨幅为3.98%。有专家分析说，近年来，我国出版传媒行业整合深入、政策扶持等利好因素不断，文化传媒板块已成为市场资本瞩目的焦点。 展望未来，文化体制改革依然面临诸多挑战：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虽已完成，但改革成果仍需进一步巩固。有的文化单位体制改了，但运行机制还没改到位，内部管理机制“不事不企”，尚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的文化企业进入市场后，仅靠自身力量难以生存发展。文艺作品有高原缺高峰、精品力作还不多。文化产业的总体规模尚待扩大、效益尚待提高，文化与科技、文化与金融、文化与互联网等的有机融合尚待深化……破解这些难题，依然需要深化改革。可以说，文化体制改革依然在路上！（张贺）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菠菜台子信誉将访华

中秋国庆临近，为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严防反弹回潮，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中秋国庆纠正“四风”监督举报曝光专区》，从９月１６日起连续四周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菠菜台子信誉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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